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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关于该案细节如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本篇报道。

由于宾夕法尼亚的历史传统与内部斗争，1776年宪法建立了一院制的共和政府(commonwealth)，每年改选一次，连任不得超过两次;所有自由男性，只要在当地住满一年，都拥有选举权。因此，奥尔巴尼计划最后无疾而终。

针对已经在法国公布的几部州宪法，杜尔哥向支持美国独立的普赖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美国人不应该笨拙地模仿英国的上院、下院与国王的体制，设置议会、执行委员会与总督;美国地区差异太大，应该将所有权力集中，建立单一国家。那么，应该如何组建共和政府呢?亚当斯认为关键在于选举代表制议会，而且唯有两院制议会，才能担此重任。1776年1月，新罕布什尔曾制定过一个非常简短的宪法，以填补总督和参事会部分成员离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而这种混合政体的主张，正是来自于约翰•亚当斯，他是1779年马萨诸塞制宪的核心人物。1787年宪法生效之后，美国建立了全新的共和政体，既没有国王，也没有贵族。

亚当斯一贯主张议会应该由两院组成，以平衡单一代表大会的权力。辩护纵论古今共和政体，为马萨诸塞与当时美国诸州宪法申辩，获得制宪会议代表的普遍好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1787年之前美国宪法试验期的一个总结。但它仍然需要相关的制度设置予以保障，或者，至少存在一个最终的机关如法院依据更高的规则（如宪法、正义等）来对这样的行为作最后的判断。

薛平军：《当前我国公民政治不服从现象的理性思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等。因此，虽然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专制社会里实施的成本高昂，以至于许多人不愿以这种方式来谋求社会的变革，但如果方法得当，并事先能就社会影响力做出大致正确的估量，那么它同样可以适用于专制体制下人们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努力。环顾当今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少原来没有法治传统的社会，上述情况（即官员和人民对法治的接受）正开始出现。之所以说当前，是因为，直到今天，我国也还不具备公民不服从的存在前提和条件，对公民不服从的研究刚刚展开，其理论相当贫乏。

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是由Henry David Thoreau（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首先提出来的。日本学者这样解释立宪主义：抵抗政治权力的滥用、制约权力的原理。

罗尔斯认为，具有适当限制和健全判断的非暴力反抗有助于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此时，不仅国家权力之间仍然要保持一种自我限制，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公民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来实现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平衡。其实不然，在一个法治国家，公民不服从虽然看上去是对法律的违反，好象是非法的。其一，我之主张目前不宜提倡公民不服从，并非出于为当局的某些政策张目。

西方学者一般都将公民不服从视为是民主社会里公民矫正法律缺陷的一种手段和稳定宪政制度的非法律形式，民主、法治的存在被视为理所当然。三、中国当前不宜采行公民不服从 上述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的西方性，仅仅说明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来自于西方，并不意味着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就只能在西方社会有效。但是，大多数社会契约论者都认识到，不可能做到没有不正义的法律。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是非法的，似乎就可以不需要正式的法律制度。

几年以后，基本规律也会发生变化。[22]也即是说，对法律的不服从，其最终表达的是对法律的忠诚。

（参见有关媒体报道）这个例子虽然在形式上跟西方的公民不服从极其相近，但是，由于我国至今不具备公民不服从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及其他条件，因此，这个例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30] [美]汉娜·阿伦特：《公民不服从》，载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15]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也决不是一个普世的、可以不经论证就可适用于任何场合的东西，而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度。但也有人认为，正是专制的存在，才为公民不服从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辩护的理由。随着这种状况的改善，公民不服从存在的条件逐渐具备，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实行公民不服从的。[33]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而那些基础观念和文化传统，只能靠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培育。理论可以借鉴，制度可以移植。

公民不服从还仅仅是极少数学者头脑中的一个概念而已。[⑧]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373页。

二、公民不服从的西方性 上文的分析及其所获得的结论——即公民不服从对于宪政制度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具有普适性。[20] 载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20世纪以前的宪政理论，强调根据职能将公共权力进行分离，从而实现国家权力结构的平衡。再次，公民不服从理论基础的西方性。

所谓社会转型期，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时期。[14] 由于过于强调正义、法律的相对性，Pascal已经陷入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但嘉禾县委、县政府态度强硬，对不愿拆迁的李会明等的房屋实施强制拆迁。如果说宪政所调整的关系主要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此时的宪政重心在于使国家一方的自我约束——通过分权与制衡实现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来达成宪政的最高价值即对人权的保障。

这些经典作家所塑造的宪政是一个由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构成的平衡的权力结构样态，或者说，经典作家所塑造的宪政主要体现为以分权为特征建立起来的权力之间的平衡结构。罗尔斯论证说，在出现对基本自由的侵犯时，公民如果先考虑以正常的方式运用某些合理的政治呼吁手段，在过了适当的一段时间之后再运用非暴力反抗的形式来表示他们的反对，那么自由就将更有保障而非更少保障。

[⑩] 在公民社会中，通过结社等活动，孤立的公民个人获得了组织或团体的支援，公民个人的意见和要求通过组织或团体与国家进行交涉，公民对抗国家的能力大大增强。依笔者之见，至少在相关制度建立之前，不宜提倡公民不服从。

因此，一旦提倡公民不服从，就无法对公民不服从活动（或者运动）进行有效的规制。那么，既然社会或国家是由公民所签订的契约来建立的，它就不应该违背公民的意志和利益制定不正义的法律。

通过这些团体、组织向政治国家提出的公民的意见和要求，国家通常都会给予必要的考虑，至少比公民个人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更加受到重视。对塑造西方宪政贡献最大的三部著作应数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美国立宪者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这三部著作贯穿了一条基本的线索——即权力分立的原则。另外，在西方，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以公民与国家的对抗性关系为前提。在这种哲学支配之下，公民个人是不能对抗国家或集体的，当然也不能对法律表示不服从。

[11] 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因此，公民社会为公民不服从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而在专制社会，公民不服从是被用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即用和平的手段来争取更多的自由与权利，虽然在最后的效果上也可能导致法律、政策的改变，但却不能说公民是忠于那些法律和政策的。罗尔斯的普遍的正义观，其实质就是一种位于实在法之上并规制着实在法的自然法。

[21]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结束本文前，还有两点需要说明。